污染源普查后区域环境管理应用探讨

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基础上,利用污染源普查期间配置的软硬件,开发市级区域环境污染源管理平台,进行污染源数据的年度更新,拓展污染源普查软件应用,实现环境管理及环境执法移动终端的应用。拓展二污普一张图的功能,利用移动客户端机动实时及地定位导航等为环境管理执法和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区域差异的空间分析

在旅游业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问题,制定科学的区域节能减排政策已刻不容缓。本文首先运用"自下而上"法,估算了1993-2012年中国整体旅游业、旅游业各分部门、大陆各省区(不含西藏)旅游业CO_2排放量。在此基础上,对全国及三大地带旅游业CO_2排放的总体特征进行分析;利用Theil指数法分析了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运用AreView软件对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的省际差异进行直观图示。分析结果显示:1993-2012年,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量从1 480.868×10~4t升至6 274.129×10~4t;全国及三大地带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整体上呈现出先显著下降、再缓慢梯度下降的趋势;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空间分布不均匀,东部地区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的区域总体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整体呈逐渐缩小的趋势,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为94%-98%,区域间差异占主导地位;中国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省际差异明显,属于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弱显著区的省区基本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河北、湖南、河南、广西、甘肃和新疆等省区频繁出现在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强显著区之列,因此上述省区应是中国旅游业CO_2未来节能减排的区域重点。据此提出差别化的CO_2减排对策:东部地区应通过技术改进和调整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来降低CO_2排放强度,并以此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旅游业节能减排;中部和西部地区应加强与东部地区合作,将提高能源使用率、降低CO_2排放强度作为旅游业减排工作的重点。     

1961~2015年西南地区降水及洪涝指数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西南地区98个气象站连续完整的日降水序列数据，整合降水强度、持续性指数及等级指数形成降水指数体系并研究该区域降水及洪涝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 1961~2015年，西南地区年降水量（PRCPTOT）与极端降水量（R95PTOT）都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分布形态；持续降水日数（CWD）则表现为“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区域多年平 均PRCPTOT、R95PTOT、CWD分别以-13.12 mm/10 a、1.34 mm/10 a、-0.29 d/10 a的速率变化。（2）西南地区不同等级降水日数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均呈现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形态。（3）西南地区洪涝强度指数呈由东北向西南递减的分布特征；降水总量越多的地区，洪涝强度反而越低，主要由于单站洪涝强度表征的是降水的波动情况，降水量越多波动越不明显。21世纪以来，该 地区洪涝等级以重级为主，2010年以来连续多年出现特重级洪涝。此外，洪涝强度越大，区域性年度灾害等级越高。该研究对于掌握西南地区极端气候变化规律，从而服务于防灾减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对农药施用强度的影响

农药过量施用已造成严重的负外部性。推行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可以实现安全、科学、合理用药,有效缓解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和提升食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为了探究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在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方面的效果,文章利用全国七省水稻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剔除样本自选择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分析农户将水稻病虫害防治环节外包给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统防统治")与"自防自治"户相比使用农药的种类和施用次数的差异,即植保专业化防治是否取得了较好的环境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植保专业化服务显著减少了农药施用强度,提高了无公害低毒农药的采用比例;并且其效果在小农户和规模种植大户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与采纳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的规模种植大户相比,小规模种植户在采纳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后在降低农药施用强度,提高无公害低毒农药的应用比例方面效果更显著。基于此,文章建议强化对植保专业化防治项目的财政扶持力度,提高病虫害专业化防治覆盖率;重点鼓励小规模种植户采纳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鼓励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加强对种植专业户的病虫害防治方面的培训和引导,并着力发挥专业大户的示范带头作用,提高统防统治的效率,从而促进食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和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     

不同政策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

农户不规范的施药行为是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最直接的原因,为规范农户的施药行为,政府颁布并实施了多种政策,但大多收效甚微。农户不规范的施药行为主要表现在过量使用高毒农药、施用过程中不按规定操作以及农药残留物的处理问题上,如何针对农户不同的施药行为制定相应的政策,以达到有效规范农户施药行为的效果,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文章基于全国98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别回归了不同政策对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不遵守施药间隔期的行为以及在施药过程中不阅读标签说明的行为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强令禁止高毒农药、对违反农产品安全生产进行处罚以及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检测等命令控制政策对农户是否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具有较强的规范效应,但对农户在施药过程中是否阅读标签说明的规范效果不佳;农药施用技术培训、农产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等宣传培训的政策能有效规范农户在施药前阅读标签说明,但对农户是否过量施用农药的影响不大;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对农户过量施用农药、阅读标签说明以及遵守间隔期均有显著的规范效果。由此提出,政府在实施命令控制政策的同时,应加强农产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定期为农户提供农药施用技术培训;由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能有效弥补命令控制政策的监管漏洞,从而更有效的规范农户的施药行为,因此要建立激励惩罚机制,对使用生物农药、施用有机肥等具有正外部性的投入行为进行补贴,对使用高污染、高毒农药的行为进行征税,充分发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政策的有效性。     

遥感技术在基层环境监测单位的常见应用

卫星遥感成为环境监测的新手段,基层环保部门由于受技术装备、知识储备、资金的限制,只能开展部分工作。文章介绍了常见的数据源,基层单位可开展的常见工作及取得的工作经验。期望为广大环保基层单位在现有条件下开展遥感环境监测工作提供参考。     

中国FDI环境效应的再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随着康菲石油渤海漏油事故、江苏启东王子造纸排污和阿玛尼污染投诉等涉外污染事件报道频出,学术界对于FDI涌入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表现出一定担忧。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整体层面的FDI环境效应检验,而对其区域差异及原因产生机制的系统探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从理论判断和命题推演出发,利用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构建普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流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即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环境质量,但不同地区FDI的环境效应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具有显著的"污染光环"效应,且前者强于后者,而沿边地区FDI具有不明显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造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系统考察了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4种主要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越明显,而适度的环境规制才更有利于FDI环境技术溢出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如既往地积极引进并监督FDI;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认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取差异化的引资政策。     

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概念、类型与适用

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作为一种与命令控制型进路相对的环境政策工具,最初与污染问题相联系而出现,之后扩展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被认为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市场失灵,为自然资源管理提供正向激励,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填补生态保护资金缺口。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概念、类型和适用的考察,可以发现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的概念虽频繁出现,但界定过于宽泛模糊,几乎泛指所有带有价格成分的工具;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的类型划分并不一致,基于归纳的类型划分将现行市场化工具归纳为基于价格的机制、基于数量的机制和市场摩擦机制三类,而基于演绎的类型划分,则将市场化工具分为直接市场交易、许可证交易、反向拍卖、科斯类型协议、调控价格变化和自愿性价格信号六类;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的适用需要以生态系统服务的货币化为前提,受制于制度背景,并且应当针对市场的弊端予以法律规制,确保交易能够真正提供环境效益;市场化工具的选择不仅有赖于数字运算,还应当考虑多种因素并予以权衡,同时综合运用各种市场化或非市场化工具。中国在建立健全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应当把握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通过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和商品化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这一实质,理解缓解银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反向拍卖、生态标签和生态认证等典型市场化工具的运行机理,明确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适用的前提和规则,更好地发挥市场化工具的积极功效,从而实现特定的环境政策目标。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武汉城市圈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在"两型社会"背景下,如何实现武汉城市圈的快速发展及圈内的协调发展是促进武汉城市圈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中国中部区域板块新经济增长极的必然选择。采用统计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武汉城市圈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评价,利用数学模型对武汉城市圈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区域差异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加强区域经济间的联系,实现产业一体化与经济一体化,建立统一的监督机构,实现武汉城市圈的协调发展。     

区域分工与合作视角下区域产业同构问题及优化路径

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同构与异构取决于在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中生产要素的结构与流动特征,其特征量的相似性导致产业结构的同构,产业同构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具有合意性。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非合意性愈显突出。区域产业同构优化的本质动力在于生产要素结构及其流动特征量的变化,通过不同层级区域产业规划战略和区域间经济合作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与流动,以产业集群化之路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使区域产业结构朝着优化、持续方向发展。